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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与癌症叫板 的博客

2013年我要——健康,快乐,团圆,幸福,做好公益还要出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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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是我的心依然是一颗年轻的心。我虽然是一个晚期癌症的患者,但是我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敢与癌症这一顽疾叫板,依然活出自己的人生精彩。我爱旅,游爱生活,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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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我眼里的上海(一)  

2010-01-05 11:44: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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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jasen99我眼里的上海(一)

最近在文学城里看见一些回忆老上海的文章,以及“宽带山”网站关于上海人,外地人,上海话,普通话的争论,突然也想说两句。

 

首先要声明,我是在典型的北方文化环境里长大的南方人。虽然祖籍皖南,七世祖就入蜀做官,到了祖父一代又从成都进京赶考,从此定居北方。“七七”事变后,父亲流落大西南,直到抗战胜利我出生,都没离开四川。七十年代,北方粮食供应以粗粮为主,我因为籍贯和出生地都是南方,每月有8斤照顾大米。而我父亲只有籍贯是南方,出生在北京,就不能享受这种照顾,让他觉得十分忿忿不平。

 

我最早对上海的印象,来自大学的两个上海同学,他们和谁都客气随和,可又总是不远不近,直到毕业都看不出来和谁的关系特铁,但我总觉得和他们交往很轻松。毕业前,我被军宣队发配到系里的菜地劳改,同学见面都不理我,惟有其中一个上海同学离校前单独请我到西单路口的淮扬菜馆“同春园”吃饭告别。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何嘉虹,老家宁波的。

 

我那时候很土,只知道北京的东单,西四,前门外热闹,根本想象不出来上海还会有比这更热闹的地方。文革开始,红卫兵都一窝蜂往上海跑,我却去了长沙参观韶山,第一师范和清水堂,去重庆参观曾家岩和渣滓洞。可以说,我对上海的认识是空白的。直到1974年,我从东北深山老林里调出来,得到一份去上海学习的美差,才第一次踏上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

 

虽然外滩和南京路让我感到震撼,我却更喜欢钻小弄堂,看石库门,了解普通上海人家的生活。寻找老上海的辉煌,追踪“十里洋场”的旧痕。探索那些我只在文字,电影中看到的地名和建筑。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陆新村参观鲁迅故居,到虹口公园鲁迅纪念碑前留影。我住在北四川路口,苏州河边的新雅饭店。学习地点在零陵路,几乎天天要穿过整个上海。如果不忙,我就会步行很长一段,早上逛小菜场,下午兜老弄堂,仔细观察上海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些在我眼里完全新奇的海派文化和传统。

 

鲁迅的著作中,记录了许多他在上海的生活片段,其中很多都发生在北四川路一代,他的足迹遍布那里的马路和弄堂。当年的内山书店就在山阴路口,现在是新华书店,我特意去买了一套鲁迅文选留做纪念。四川路拐个弯的溧阳路上有郭沫若故居。淮海路一带则聚集了更多的一代名人旧居。可以说上海处处是历史和文化留下来的痕迹,一不经心就和一代名人擦肩而过了。

 

至少表面上,我感觉不到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负面评论。商店里那些老店员,待客和气,业务精熟,不管买不买东西,都介绍的十分详尽,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离开。我觉得这和他们当年为老板做工时为了保住饭碗养成的工作态度分不开的。我在上海问路,只向那些看似退休的老人开口。他们不仅热心回答,而且常常领我走一段,直到能看到我转弯的路口,让我十分过意不去。不过上海话里没有走字,都说“跑”。经常听到:“你往前一直跑,跑过两条弄堂,左转弯”。

 

七十年代初的上海,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只要有钱赚,什么样的脏活累活都有人干,而且全是上海人。我看见小菜场门口坐个老太太给顾客加工带鱼,一斤才收两分钱。中央商场里的小吃店,做生煎的小伙子大热天围着炉子转,全身都被汗湿透了,依然用上海话笑呵呵的和同事聊天。马路边早点摊的大汉不停把手伸进烤炉烤大饼,做糍饭的老师傅动作利索地把油条作料用糯米饭包裹在毛巾里,一会就卷出一个。这些人说的都是标准的上海话。就是三分一只的大饼,五分一根的油条,上海人也做的讲究,决不偷工减料。

 

那年头吃饭是要粮票的,我在本地食堂吃米饭,面条都买四两。在上海学习时,我在工厂食堂也买四两,那个卖饭阿姨很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一个人吃吗,我说是啊。等她递过来两大碗冒尖的米饭,我还以为多给了一份。她说,二两一碗。要知道,我在北方买米饭,那一碗绝对收我四两粮票!有一次去朱家角的一个工厂买元件,顺便坐在河边老店的条凳上吃阳春面,四分一两,我有点饿,就要了四两。伙计一声“阳春面来哉!”,端上来两大海碗,吃到我撑的走不动。上海人做生意是认真的,钱赚在明面上,收你四两粮票,就给足你四两粮食,不像北京的商家,四两的面条用不到三两面粉,暗地里赚黑钱。

 

当年我是开发新电子新产品的,很多元器件都要自己购买。我的感觉是上海的产品不仅质量好,而且守信用,不搞邪门歪道。七十年代中期,东北,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工厂已经给采购员隐性的回扣等好处了,但上海的工厂没有,违规的生意宁可不做,只靠新产品和质量赢得客户,很多产品只有上海生产,供不应求,而且外地造不出来。所以我一直最信任上海产品。上海的殖民地历史是中国的屈辱,但现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了上海制造业的几代人,使得上海在生产和管理上超前中国其他地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看上海不顺眼的外地人就和阿Q进城一样,只要和未庄的不一样,就觉得“可笑,这是错的”。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有点像美国,是个Melting Pot”,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不管哪里来的人,都希望被上海文化同化,成为上海人。有一次我在新雅饭店门口听到一个黄包车夫,听他的上海话不那么柔软,就问他哪里人,他说是山东人。还有一次在饭店吃饭,一个说一口地道上海话的老头听见我说话,突然用纯天津味问我是不是北京人。还有一回去闸北的棚户区,在一家早餐店吃油条,那些厨子服务员之间都用苏北话聊天,和顾客就完全说上海话了。其实,真正的上海人只有清浦和浦东的本地人,就像美国的印地安人。市区的上海人则大都是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有很大的包容和同化外地人的能力,甚至那些进城接管大上海的革命干部后代都说上海话,以上海人自居。更别说那些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的外地知识份子了。可是现在,外地人就不那么愿意被同化了。他们不会说上海话,也学不会,但在上海的语言环境里感觉又很自卑。就公开向电视台声明“讨厌上海话,上海人排外”。其实,中国最不排外的就是上海人,那些声讨上海话的外地人多是有钱人,他们实际上是想反客为主,做上海的主人。就好像移民到了美国说,“我讨厌英语,美国人排外”。美国人听了都会笑翻了。对付这种人美国人早有办法,就是“Love it, or leave it”,不喜欢你走啊,没人拦着你。上海人则比这要软弱的多,只悄悄嘟囔一句“侬结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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